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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运的枝桠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，各自结出了属于他们的、滋味不同的果实。

而在奶奶那盘暖烘烘的大炕上，在奶奶沉稳的爱与小姑青春的气息共同编织的网里，我安然地，度过了离开母亲怀抱后的，无比温暖的一段时光。

小姑会把她在学校里学的歌，轻轻哼唱给我听；会把一些少女的心事，对着懵懂的我喃喃低语。

我成了她那段等待岁月里，最忠实的、不会泄密的小小陪伴。

就这样，在两个村庄，两个家庭里，不同的喜悦在同时生长、绽放。

山那边，是得偿所愿的扬眉吐气；山这边，是添丁加口前的悉心准备与温情陪伴。

一九八一年七月，流火铄金，山脚的盛夏被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。

母亲在经过一夜的煎熬后，据说是“立生”！

以至于妈妈想起来那晚都是噩梦的存在，之后就做了绝育手术。

拼尽所有终于为乔家诞下了孙子辈的第一个男孩。

这个男婴的降生，仿佛在乔家的院落里投下了一颗石子，激起的不是涟漪，而是汹涌的狂澜。

他承载的，远不止一个家庭的喜悦，更是整个家族对未来的全部寄托与兴旺的象征。

爷爷兄弟二人，上面有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妹妹。

在那些被高粱酒烧灼的夜晚，爷爷总会红着眼眶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我是命苦的人啊！三岁没了妈，十七岁没了爸……”

小时候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头老黄牛，每每小日本打过来听到枪响，七岁的爷爷就会拉起他的老黄牛，拿着一点点干粮躲在山里。

这简短的描述中，是他童年的全部脚本。

我们乔家的根，扎得并不深。

小时候，我总爱蜷在爷爷膝头，听他讲那些“从前”的故事。

故事的开端，就我们的太爷爷——一个在懵懂年纪，被他的父亲用一根扁担，一头挑着全部家当，一头挑着年幼的他，跟随着“走西口”的人流，从山西的黄土坡，一步步蹒跚到这“敕勒川，阴山下”。

传说中，太爷爷的父亲看到这里土地肥沃，油黑发亮，便再也走不动了，卸下担子，就此扎根。

他们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户，人口简单，像无根的浮萍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几乎没有多少亲戚可以走动。

生存的唯一方式，便是将一身力气卖给地主家，换取微薄的口粮，艰难地度日。

太爷爷那辈是单传，像一条纤细而坚韧的线，勉强维系着香火。

后来，我的太奶奶过世，太爷爷续娶了后太奶奶——那自然是我从未谋面的祖辈。

这位后太奶奶的到来，为乔家带来了新的分支，她生下了我的二爷爷。

于是，到了父亲这一代，血脉才稍稍丰盈起来。

爸爸是长子，下面有二叔、三叔，都还未成家；二爷爷那边，则有更年幼的四叔、还有比我大三岁的五叔。

因此，我弟弟的降生，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。

他是乔家在新中国成立后，第三代里第一个男丁。

他的哭声，在爷爷听来，仿佛是那根漂泊了近百年的扁担终于找到了坚实的落脚点，是那棵在风雨中飘摇的独苗，终于生发出了强健的新枝。